近年来，新兴医疗技术用于增强受到广泛争议，其中区分医疗和增强的部分争议往往涉及自然概念。用“自然”来描述道德行为是伦理学的一种传统，但各类语境中出现的“自然”却有着本质不同甚至相反的内涵。对增强技术的伦理评价学界多有讨论，本文仅借此指出自然概念在道德评判中的内涵差异较大，而脆弱性更适合成为衡量伦理生活的坐标。
在评判增强技术时，治疗和增强是甄别一种生物医学技术的使用是否道德的标志，这一点大致获得学界共识。而区分治疗和增强的伦理依据则以自然观念为基础。不自然、不正常的身体状态是疾病，对疾病的补偿和治愈被视为治疗；而在治疗范围之外对人体机能进行的提升、增进与扩展，则被称为增强。在增强意义上对人的机能甚至物种性能进行改变，自然观念扮演了重要的评判标准。它捍卫以治疗为目的的技术，而拒斥技术为增强人类能力而使用。本文将指出，恰恰是对“自然”的误解才导致人们将治疗和增强对立起来。
“自然的就是善的”，这一判断很是可疑。就自然概念而言，学术界至少有两种对立的理解框架。一种是保守主义的，主张自然作为馈赠的理解框架，如卢梭、海德格尔、桑德尔等人认为自然是美好的，人的活动应当顺应和尊重自然的智慧；另一种则是激进主义的，主张创新的理解框架，如尼采就认为人们有责任改变自然以展示其创造力。换言之，按照前一种方式理解自然，增强人类能力会被视为对人之自然的侵入从而备受批评；而按照后一种方式理解自然，增强人类能力就是可以接受的。
这里至少在两个方面揭示了以自然区分治疗和增强的不确定性：其一，治疗疾病的需求是“自然”的，即被理解为自然本身的一部分，同时生物技术复制或利用生物形态的过程是对自然的模仿，也可以被理解为具有“自然性”。其二，随着生物技术对人类基因组和不同生物过程认识的不断扩大，对健康的界定也不断推移和变化。过去被认为“健康或自然”的机能状态，可能逐渐被视为一种疾病。但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为增强技术找到“自然”和“人为”之间的医学数值及伦理依据，“道德上值得怀疑的不是这些技术本身，而是这些技术背后的意图”。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方法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而在于我们使用增强技术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否更有伦理上的指导价值。
就此而论，其一，以自然为标志区分治疗和增强是无解的，人们需要获悉的是自然背后的价值预设。其二，消解了自然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和规则上没有清晰的数值对增强技术作判定，重要的是对该医学数值的认定，内在而言是基于主体对“健康”的心理认知，外在而言是基于社会文化对通常意义上自然或健康观念的认同。其三，治疗和增强并非截然对立，治疗与增强统一于人类希望由弱变强的愿望，而脆弱、失败和消亡则是人类自然的具体面向。
由于自然概念在辨别治疗与增强时模糊而抽象，脆弱性作为自然的一个面向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视角。一方面，脆弱性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它提醒人们关注技术带来的更大风险，曾经技术理性导向美好生活的迷信，在现代生活的更多悲剧和不确定性中开始被质疑。脆弱性有一种平衡的力量，在反思技术理性的同时思考人类自我保护和自我提升的限度。
当自然的属性被定位为脆弱性时，人们会发现内在的情感和欲望直接指向了通过医疗技术进行自我保护的愿望。其实，区分医疗和增强通常是保守主义的诉求，桑德尔就主张，我们不应当擅自更改自然的基础或条件。桑德尔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正是因为人的脆弱性才让生命更令人珍惜，从而涉及生命的讨论才更具有道德价值。但他忽视或刻意不去讨论脆弱性的另一面，耽于脆弱性并不是人的天性，被疾病威胁的感性体验是无法被自然馈赠的理由说服的。如果技术的改善能够克服特定的脆弱性危害，又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像保守主义那样放任致命疾病对生命的威胁呢？虽然生物医学的发展使人类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可预测和可治疗，但新的病毒及新的死亡威胁依然接踵而至，人们发现终其一生的谋划都注定要与偶然性共存。这恰恰说明，脆弱性并非静止的、留待赞赏的人类属性，而是对人类繁荣的动态激发，它必然指向一种变化和改善。承认脆弱性，就是认可与尊重人类在克服脆弱性过程中的努力与挣扎。
尽管身体疾病和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脆弱性的主要来源，但是人类在其他方面也是脆弱的。对社会关系的永久依赖是人更根本的脆弱性。人们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和信任寄托在自己之外的事物上，于是不确定如影随形。而且这种基于关系的脆弱性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个体化视角下的推理逻辑的助推下，个体利益变成道德行动与判断的核心考量，现代技术被原子式个人的工具理性所加持，最终引发了社会整体更大的脆弱与风险。
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个体的福祉来自社会关系构成的共同群体，就会把自身与共同体的关系要么看作一种无法化解的两难，要么看作理性计算的约束条件。总之，依据脆弱性讨论增强技术，既需要增强技术抵抗脆弱性的悲剧降临，同时也需要抵抗增强技术引发的二次伤害。以脆弱性考察增强技术，是援引形而上学或精神性概念思考生活之善的价值主张。脆弱性受到关注，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从“发展即是好”的思维转向了稳定均衡以及人的能力的完整性。
增强技术不能解决脆弱性的终极问题，这是事实。而对待增强技术的审慎品性才是通向生活之善的根本。新兴医疗技术在每一次的使用争议之后，都会产生有效具体的约束或调节相关使用的法律法规。但整体而言，面对脆弱性，增强技术承载更多的是伦理意蕴。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研读希腊悲剧时指出，脆弱性正是那种偶然间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悲剧和伤害。当我们发现自己与他人相互联系时，似乎也在召唤着某种悲剧——即我们被迫要在自己心爱的多个事物之间作出两难的选择。一个健康的人格需要在上述两种意义上接受基本的不确定性。这也可以看作对增强技术的应用的价值期许而非规范设定。人们无法像斯多葛派那样因为脆弱性而斩断与外界的关联，只求内心宁静无扰。相反，脆弱性为生存在当下的人们提供了如何获得生活之善的叙事。它不仅是一种实然之物，更是应然之事，直接指向了实践中运用各项技术的智慧思量。
脆弱性将人们过好生活的基本能力拉入伦理视野，也从有质量、有体面的意义上划出生活之善的底线。增强技术不是要对所有身体机能妄加增强，而是要保证人们抵抗脆弱的基本能力得到提升，因而脆弱性回答了增强技术应该首先应用于生活的哪个领域。增强技术不仅在医学伦理的规则意义上被运用，通过对脆弱性的描述可知，在共同体中人们抵抗脆弱性的能力是有层级差异的，因而脆弱性也回答了增强技术应在哪些人群中优先使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科
原文链接：http://ex.cssn.cn/zx/202109/t20210907_535778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