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经历国破家亡
赵寿先，又名赵我中、赵毅、刘志宏，江苏扬州人，1923年3月出生，其父赵和甫是烟酒税局职员，因此幼年时家境富裕。
1930年，赵寿先进入扬州市镇江旅扬公学读书。1936年夏，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学习。这所中学不仅在教学水平方面驰名大江南北，而且富有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就在扬州中学前身扬州八中开展革命工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赵寿先1936年就读于该校时，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正走向高潮，在震憾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影响下，扬州中学高年级学生自发组织去南京请愿，要求当局派军队出师抗日，后因校方阻挠而未成行。西安事变后，扬州中学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战士服务团，从事宣传展览、购买公债等工作。中华民族的危亡，全国人民的救亡怒潮，在赵寿先的心灵深处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年底，日寇占领了扬州，扬州中学被迫解散，赵寿先家遭到日军洗劫一空，顿时生活困难。失学的赵寿先随父母兄长逃亡到乡下避难。不久，弟弟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亡。接着，父亲也积忧成疾去世。国土沦亡，家庭罹难，燃起赵寿先满腔怒火，他不甘心在太阳旗下当亡国奴，决定投奔在重庆的二哥，以期在抗战的后方求得读书学习的机会，报效国家。
为了筹措到重庆的路费，赵寿先到了上海，不得已投考了伪水路测量局当练习生。他化名赵达三，假称自己无家也无亲人，准备筹足路费后就逃离沦陷区。进了水路局，他强抑胸中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没过几月，水路局有一中国厨师生重病，但无人照管，赵寿先出于对同胞的同情就常去照料，但医务处的朱姓医官不认真治病，任其病情恶化，以至昏迷。赵寿先愤怒之下，怒骂朱医官是奴才，并把他强行拖下楼去为厨师看病。事后，日寇军官凶狠地持枪对着赵寿先进行审问，要他交代出指使闹事的人，赵寿先理直气壮地作了答辩，但仍受到处分。不久，赵寿先逃回扬州，决心动身去重庆。他囊中差涩，又要避开沿路日寇的盘查，历经艰难，跋涉千里，最终于1942年冬到达重庆。
苦寻报国路
在国民党政府的大后方陪都重庆，赵寿先满怀读书报国的想法。他没有上过高中，靠着自学苦读，考进大学预备班。半年后，又考上内迁入川的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赵寿先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只能在课余做些翻译工作挣钱，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又乐于助人，受到周围同学的钦佩。
赵寿先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来到重庆，但是看到的却是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所谓“达官贵人”的纸醉金迷。他为国家的命运而忧虑，在入大学的头一年内，他一改过去倔强好胜的性格，变得沉默寡言。
1944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在短短的七八个月时间中，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是年冬，又进逼贵州，占领独山，威胁重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万千同胞陷于日寇的奴役之下，青年学生群情激愤。国民党政府迫于青年的爱国热情，于10月在重庆召开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征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规定服役年限为二年，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保留学籍，服役期满后可以继续回校读书。
赵寿先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仇恨，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当时他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我们从军是对国家尽责任，军队不好，我们可以进去改造它。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作为我们推卸责任的借口，国家处于危亡关头，我们只能从军，打完仗再回校读书。”他的这种想法在同学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仅中央大学就有一千多学生报名从军。赵寿先认为远征军的腐败现象较少，便报名参加了远征军。但他从军后，抗日救国的愿望并未实现，却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胡作非为的恶劣行径，从砸电影院到奸污女学生，无恶不作。而且报名参加远征军的他，竟被派到声名狼藉的青年军中受训。他逐渐意识到这次从军运动不过是一场骗局，他那种想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的想法实在天真可笑。于是，他和一些青年学生向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要求回学校读书。一个月后，赵寿先返回学校。
争民主崭露头角
短短的一个多月的“从军”生涯使一些青年学生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欺骗人民的真面目。赵寿先开始思索民族前途和社会进步、国家民主的问题，努力探求革命真理。
回校后，赵寿先积极办墙报、壁报、民主墙等，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并主动接近学校里的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新青社社员的介绍下，赵寿先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书籍，思想觉悟和追求革命的热情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中共地下组织动员青年学生给马歇尔写信，表达人民群众要求政治民主，反对内战，期望和谈成功的愿望。赵寿先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执笔写了一封英文信，并邀集工学院十位同学签名，转交给了马歇尔。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血腥屠杀反对内战的昆明学生，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赵寿先参加了重庆青年学生万人游行示威活动，支持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
同年，赵寿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央大学的组织，并担任民盟代表，与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青社代表一起协调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赵寿先参加了新青社领导的“一•二五”大游行，并负责游行队伍的保卫工作。
1946年3月，赵寿先在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组织的建议下，与工学院各系的15名同学一起发起成立“工社”这一秘密的进步组织，并被推选为第一任负责人。赵寿先在工社组织了很多的活动，对推动学生运动以及与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大学离开重庆时，赵寿先已是中央大学民盟组织的骨干和负责人了，成了一名坚强的民主战士。
学运先锋战士
1946年夏天，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但并没有给学生们带来和平的学习环境。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爱国诗人、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赵寿先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震憾，他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也深知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工作，但他又有很强的信念：只有坚持斗争，才能争取到民主。他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学生运动的前沿，利用暑假时间，一面学习英文《联共党史》，一面组织先期到校的工社社员学习《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进一步发展工社组织。同年底，发生了沈崇事件，国统区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赵寿先带领工社成员一起，掀起了中央大学的抗暴斗争。在这次斗争中，赵寿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被选为航空系的学生代表和全校学生系科代表大会的常设委员。
1947年春，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军费开支猛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到5月份时，上海高校学生一天的伙食费只能买到二根半油条，学生处于饥饿状态。5月20日上午，京沪苏杭十六个专科以上学校的五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准备到正在召开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大会堂去请愿。游行队伍在通过珠江路口时，反动军警用水龙、大棒进行袭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中央大学学生在纠察队的带领下，冲上前去抢夺水龙头，警察们一时惊呆了。随后，警察的皮鞭、木棍就一起挥动，当场就有一百零四人受伤，其中十九人重伤，二十八名学生被捕，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作为中央大学纠察队队长的赵寿先在与军警搏斗中，衣服被撕破，身上留下了斑斑伤痕和血迹。当晚，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他暂时离校转移。
“五•二○”运动得到了全国许多大城市学生的热烈响应，促进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1947年6月，南京、河南、华北、江苏、浙江、武汉和上海的学生代表汇集上海，筹备建立全国学联。6月15日，全国学联宣告成立，赵寿先作为南京学联的代表出席了成立会，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理事。南京学联考虑到他即将毕业到上海工作，因此委派他驻全国学联，负责联络工作。
7月中旬，美国政府鉴于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形势恶化，派魏特迈为特使，率领使团来中国进行调查。赵寿先与学联代表一起，收集国民党镇压五月学运材料，发表了《为魏特迈特使来华发表声明》、《中国学生联合会为受政府无理非法压迫致魏特迈将军书》等文件，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镇压民主的真相和美国援华政策的实质，对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起了积极的作用。
领导青年运动
1947年夏，赵寿先毕业后，到上海国立高级机械学校担任机械制图教师。面临着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他无暇考虑自己事业，仍然以主要精力从事学联和青年工作。
此时的上海，是各民主党派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不断地以发表声明、讲话等形式，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实行独裁统治的行径。身为民盟盟员的赵寿先，非常了解民盟三党三派之一的农工党的工作和革命历史，崇拜农工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和他的革命精神，于是他在1947年9月参加了农工党。
同年10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根据原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负责人黄可和刘晴波的介绍，吸收赵寿先为中共党员。赵寿先入党后，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他在给二哥的信中说：“……今后当共勉励，完成抱负，他日能造福于人民，事无大小，皆英勇之举耳。”
1947年赵寿先寄给二哥的照片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赵寿先接受组织委派，到已转入地下斗争的农工民主党工作，并辞去了上海国立高级机械学校教师的职务。1948年初，农工党上海市党部根据斗争需要，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赵寿先担任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专门从事青运工作。青年运动委员会在大、中专学校的进步师生和职业青年中开展工作，教育青年认识形势、提高觉悟并发展组织。为了广泛地团结进步青年，在中共的领导下，成立了农工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赵寿先担任新青联的主任委员。新青联的组织发展迅速，成员很多，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青年运动委员会和新青联在赵寿先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地下学联开展活动，参加历次学生运动。1948年初，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赵寿先等人秘密出版了《新青联丛刊》，在青年团体中散发。为了及时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赵寿先特意买了一架可以收听短波的收音机，将收听到的解放区的消息，编为时事述评刊登在《丛刊》上。
赵寿先同时担任上海民盟地下组织第二区分部委员的工作。1948年5月，民盟上海市支部主办的盟内刊物《沪盟通讯》复刊，秘密发行，他承担编辑工作。
随着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民主运动遭到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上海难以立足，农工党和新青联便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把他们分批送到解放区。虞键和赵寿先等先后介绍了农工党员及教授、记者、文艺工作者等50余人去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还动员了青年学生、技术工人170余人到人民解放军浙东金萧支队，这些同志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寿先遵循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帮助民主党派加强团结、坚持对反动派进行斗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以身殉义
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全国学联成立之日起，就宣布要“予以取缔”，随着学联的组织壮大，影响日益扩大，敌人更加紧施行迫害。作为学联的领导人，赵寿先感到危机四伏。1948年4、5月间，不断传来了要逮捕他的风声，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暂时住到郊区，但他没有丝毫怯懦，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仍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市区，顽强地有条不紊地工作着。9月，去香港参加全国学联代表会议和农工党的干部会议后，他工作更努力，通宵达旦地密写文件。出于工作需要，他又搬回到市区去，在与战友分手时，他说：“现在特务急于抓住我，我万一被捕，没有什么可说，就是一死。”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摧残学生运动，除了在各大学密布特务进行破坏之外，还竭力查禁进步书刊。1948年9月24日，上海利群书报社从香港订购的一批进步书刊在海关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查获，并由此顺藤摸瓜株连到上海地下学联的秘密发行点——黄河书店，从而暴露了农工党和新青联的组织和成员。军统特务大肆逮捕有牵连的人，先后有一百多位共产党、农工党和新青联的干部、成员及其家属、进步人士被逮捕。10月31日清晨，化过装、化名为刘志宏的赵寿先在家门口被特务们逮捕。
军统特务抓到赵寿先后，迫不及待地要从赵寿先身上得到农工党和新青联成员名单。但是，没有来得及审讯，赵寿先就悄悄地卸下化装戴的眼镜，把镜片掰成两半，吞了下去。顿时，喉舌被割破，鲜血直流。赵寿先被送进监狱医院，经过抢救，稍省人事后，便找了一个关系，把他被捕的消息及时转告了组织，以免组织遭到更大的破坏。为了安定同志们的情绪，他通过关系带话出来说：“大家好好地干，请放心，敌人不可能从我口中知道任何一个同志的情况。”
十几天以后，特务不等他痊愈，就把他押回到特务机关，酷刑逼供。赵寿先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屈服。他除了承认是农工党上海市党部青委会负责人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他在传给好友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被捕，受酷刑，一度自杀未果，恐续受刑，生死未卜，无畏，望勇敢生活，我没有了泪，只有满腔怒火。”
1948年11月24日凌晨4时许，赵寿先趁提审他的特务不备，爬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楼的窗台，义无反顾地跳下，当即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赵寿先的侄子赵训良先生展示了赵寿先牺牲当天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史录》，是由国立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的医生开具的英文病历，病人姓名竟然是无名氏，籍贯和婚史为空白，日期为1948年11月24日。病历这样写道：“此病人是一个坐牢的人。他从很高的地方（不知道有多高）自杀坠落下来，口、鼻、耳出血，并立即送到我们医院，但呼吸和心跳均
已停止，瞳孔反应完全消失，也就是说他很快就死亡了。”
“利群书报社案”迁延达9个月之久，先后有两百多位共产党、农工党和新青联的干部、成员及其家属、进步人士被逮捕。而最终光荣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的有7位，其中农工党员有3位:赵寿先、焦伯荣、郑显芝。
1949年6月19日，上海学联、上海国立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立信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会等十几个团体的千余人在上海国立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赵寿先、郑显芝等七烈士，由中央大学原校长吴有训主祭。
1995年，上海市政府在龙华建造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将赵寿先烈士遗骨转葬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七烈士纪念册
赵寿先烈士墓
2009年，赵寿先入选“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30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