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素凡，原名钱彤，江苏南通人，1912年出生。他从小接受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他的父亲钱啸秋为南通知名教师和社会人士。钱啸秋为人诚朴笃实, 有正义感，早在清末公立中学求学时, 就参加隶属上海光复会的侠团。辛亥革命南通光复后, 即与侠团成员共同参与维护地方治安。他在任教期间, 常在教学中结合当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 列举社会污浊现象，旁敲侧击，谴责北洋政府横征暴敛，抨击反动统治腐败无能，常常疾首厉色、慷慨激昂。担任《通海新报》主笔期间，写下大量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钱素凡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言行举止，“五四”时期，又受到进步文艺和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反抗强权、憎恶黑暗、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性格。
求学期间挥笔抗日
1925年，钱素凡考入南通中学初中，时值五卅惨案发生，钱素凡在《中学生》《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耻》、《宣传者》、《贡献给“五卅”》等诗歌，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他曾作题砚诗一首，“顽石、顽石，琢汝成器。愿共朝夕，助我构思，砺我斗志。俾挥如椽之笔，横扫人间嚣气，淘尽人间渣滓。为坚信念，契以识之。”随着革命觉悟的不断提高，钱素凡15岁时在初中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钱素凡发表了《被教训的我们》、《呐喊》等文章，以后钱素凡的一生，始终是战斗的文艺爱好者，以笔向敌人开火。
南通中学
1928年8月，钱素凡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附属高中。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不满，推动着他一步步前行，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钱素凡等十名同学组织了“十人团”，加入沪江大学附中的“抗日会”，并成为“抗日会”领导人之一，曾代表“抗日会”到上海南市参加中学联常委会。这年冬天，听说日本兵要从蕴藻浜登陆，“抗日会”的二十几位同学组成义勇军在校内巡夜。钱素凡等人顶着寒风，踏着积雪，深夜慰问巡夜同学，还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拦到南京请愿，回来后又与校长进行说理斗争。由于钱素凡积极参加抗日活动，遭到校方开除。之后，钱素凡回到故乡南通中学高中普通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1932年夏，钱素凡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在大学里，他仍然积极参加进步文艺活动和爱国学生运动，在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结识了徐惊百、邹强、孙卜菁等进步青年，他们在一起谈论时局，唱《国际歌》，演话剧。每逢假期，他们就回南通办补习班，讲时事，举办画展，为报纸编副刊，进行爱国宣传活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钱素凡与徐惊百、邹强等人于11月20日联名在南通报纸发表《为华北事变宣言并告南通知识界》，向南通一些“可当汉奸甘当汉奸的恶棍劣绅”提出了严厉警告。“一二•九”运动爆发时，钱素凡是中央大学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他写信到南通，介绍南京学生运动情况，呼吁家乡青年迅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6年初夏，钱素凡（前排左五）与友人合影
教书育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素凡从中央大学回到南通，和徐惊百、邹强、孙卜菁等一起组织了抗日义勇宣传队，加入驻防南通的东北军57军111师，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办了铅印的《军民导报》，组织歌咏队、演出队，鼓励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日，影响很大。1937年11月中旬，111师奉命撤离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部分人员随部队转移，钱素凡因家庭有困难，留在南通中学任教。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同年8月，南通中学前往上海“孤岛”复校，钱素凡随校赴沪。在此期间，他看到了秘密传阅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1940年新四军东进南通地区，钱素凡与新四军领导人有所接触，对共产党新四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信心。1941年年初，南通中学解散，钱素凡转到潮桥商益中学任教。1941年8月，日寇占领潮桥，学校停办。钱素凡回到日伪控制的南通城，先后在公立中学、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担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钱素凡历任文史、地理教员，并担任过多届班主任。他教书极其认真负责，育人更是竭尽全力，他凭借一张地图，描述祖国大好河山，控诉日寇侵占东三省的罪行，激发起学生们爱国主义的思想。钱素凡不仅利用讲台教授科学知识、传播革命火种，而且在课余和社会生活中关心学生、青年的成长。他的寝室和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讲知识、习文艺、论时势、谈人生，团结、教育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影响他们陆续走上了革命道路。1943-1946年在南通中学求学的葛名珂等在纪念钱素凡的文章中写道：作为国文教师和班主任的钱先生知识渊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古典诗词，则借古喻今，抒发爱国忧民的纯真情感。批阅作文，不仅引导我们怎样习作，还教导我们怎样做人。先生还曾将鲁迅的“路是人走出来的”、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罗曼•罗兰的“士当与恶魔斗，人非为面包生”等格言，作为学生的毕业赠言，勉励我们去奋斗。
1945年南通中学女学生徐珊离开沦陷区投奔抗日根据地，钱素凡先生勉励
南通惨案中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素凡回到南通中学任教。饱受兵燹之祸的南通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怀着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积极投入解放区的各项建设，抓紧医治战争创伤，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惩奸反霸斗争。南通城等地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也展开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施政纲领、和平主张的拥护。但是，蒋介石借口受降，从其大后方调动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逼，准备进行内战。面对蒋介石反动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钱素凡忧国忧民，对中国向何处去，深为关注，在课堂上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民主思想，常把国民党统治区称之为“黑暗区”，把解放区叫做“希望区”。1946年1月13日，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议宣布生效。不料，在停战协议宣布生效的第三天，驻南通的国民党军队就公然破坏停战令，向苏北解放区发动进攻，侵占了白蒲镇，将新四军逼退至林梓一线。钱素凡等进步青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开内战表示异常愤慨，焦虑万分。3月，传来了以韩念龙为我方代表的军调处徐州执行小组淮阴组要来南通的消息。反动当局甚感被动，他们密电往来，编造谎言，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开始组织伪造民意的“请愿”。党组织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指示南通城工委：要警惕敌人可能在淮阴执行小组来南通时，利用御用的团体伪造民意，如果发生，应予瓦解。为此，城工委即派王敏之于3月15日进城，组织地下党和爱国学生运用各种形式，唤起民众，将欢迎执行小组和组织游行示威结合起来，揭露敌人阴谋，表达争取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王敏之特意找到兼任《国民日报》副刊《苏北文艺》编辑的钱素凡，让他写文章揭露敌人的阴谋。钱素凡写出了政论文《临（迎）春》、诗歌《临（迎）和平使者》，在欢迎执行小组到来的同时，尖锐指出了内战的危险，抨击反动派“抹杀事实真相，伪造民意来攀诬”的阴谋。钱素凡还将此情况通知给笔触犀利的徐惊百，徐惊百抱病写下了《民意在雾中》一文，揭露当局伪造民意，强奸民意的卑鄙伎俩，并向随同执行小组来通的新华社记者提供第一手资料。
1946年3月17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钱素凡等进步青年组织南通中学、女子师范等校学生成立进步团体“南通文艺协会”，钱素凡当选为理事，开始为示威游行做准备。18日上午，南通文协和各中等学校学生1000多人整队出发，经西大街、端平桥，沿途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机关”等口号，走到大码头，沿马路排列，等待执行小组。虽然天气较凉，细雨蒙蒙，但群众情绪高涨，文协会员钱健吾(共产党员)、陶应衍当场创作了歌曲《坚决等待》进行教唱。下午5点多钟，执行小组的车队才到达南通城外大码头。国民党军警竟然用刺刀阻拦已在寒风中等待了八个小时的青年学生向执行小组递交请愿书。青年学生追赶着汽车，一直追到桃之华旅馆。反动当局早已在旅馆门前布下了三道铁丝网，并架起了机枪，封锁示威游行队伍的去路。钱素凡始终冲在队伍最前面，带领游行队伍冲破了一道又一道铁丝网，并在旅馆门前呼喊口号。几经交涉，三名青年代表进入了旅馆，但只见到了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肖凤岐。请愿队伍因未见到中共和美国代表，又在门外高呼口号，美国代表邓克才到阳台上讲了几句话，答应第二天出席文艺协会为招待执行小组举行的茶话会。当晚，钱素凡又带领青年学生举行游行，还特地到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和警察局门前示威。
19日下午，茶话会在南通女子师范礼堂举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执行小组成员一个也未能出席。后经反复交涉，才同意随执行小组来南通的新华社记者吴青、樊发源出席。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南通青年勇敢地向新华社记者揭露了国民党在南通城的黑暗统治和伪造民意的把戏。
南通青年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执行小组还未离开南通，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决定用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来压制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执行命令直接进行逮捕和屠杀的是蒋军一〇五师谍报连和南通军统特务组织，担任调查、侦察和向导的是南通中统特务组织和三青团。国民党特务先后逮捕了参加游行的顾迅逸等数人，当时钱素凡友人为其担心，劝其速速离开南通暂避，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到校上课，他说：“不怕，我是教师，我搬到校里去住宿，有学生保护着我。”他还极力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
4月4日凌晨三时，人们尚在甜睡之中，国民党特务向钱素凡下了毒手。在校内三青团分子的带领下，特务分子打破学校大门东侧的空花围墙，偷偷越墙潜入，逼迫着当时的传达室人员一起，直奔教员宿舍楼，找到钱素凡的房间，从床上把他捆绑后秘密地带走了。钱素凡被捕后，敌人对他滥施酷刑，灌冷水、坐老虎凳、电刑等，无所不用其极。钱素凡遍体鳞伤，仍然坚贞不屈，特务们疯狂地割去了他的一只耳朵。4月5日夜间，国民党特务们将他与其他被捕的季天择、戴西青、罗镇和等共4人，一起押上汽艇，剥光衣服，用绳子捆绑，刺破胸腹，沉入长江之中。钱素凡被害牺牲，时年34岁。
从3月23日至4月5日深夜，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残酷杀害了钱素凡、孙平天、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季天择、罗镇和、戴西青等8人，并将遗体抛入长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
惨案发生后，南通青年分别在华中解放区和上海，揭露真相，争取支援，以制止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杀人，并给坚持在南通城内的民主力量以鼓舞和支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南通惨案》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人民的自由权利在哪里?——抗议南通大血案》的社论。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南通惨案，指出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股反动的逆流。华中解放区各县成立了“南通惨案后援会”，上海《民主》、《文萃》、《周报》、《文汇报》等报刊杂志，连续刊登了《为南通惨日告各界人士书》、《记南通血案》等文章。4月11日，南通青年还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各界人士报告南通惨案详情，向全国呼吁，制止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在招待会上，知名人士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章乃器、许广平、赵丹、顾而已等纷纷发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南通惨案”，使南通国统区人民和解放区军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罪恶本质，南通地下党组织也通过总结，提高了领导国统区人民开展合法斗争的策略水平，南通青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0年，南通城解放后，南通市人民政府追认钱素凡先生为革命烈士，营建了烈士衣冠墓，郭沫若先生为其题了墓碑，烈士的事迹与部分遗物被收进了南通市烈士园陵纪念馆与南通中学校史馆。
南通三·一八斗争纪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