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近代最发达的纺织业中心，其纺织工人的数量居全国之首。虽然工人对上海纺织业做出巨大贡献，但他们却饱受剥削压迫，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廉，居住条件差，所获得的回报与付出极不相符。生活如此艰难，读书识字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上班途中的棉纱厂女工
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一定要把工人阶级发动和组织起来，而要把工人组织起来，首先要对工人进行文化之提高和政治之宣传。1924年4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邓中夏为发展上海工人运动，提出创办平民学校，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倡议。随即，党通过自办或派遣党员教师等形式，在沪东地区办起了10多所平民夜校，杨树浦女工夜校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
1928年春，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与沪东公社合作，在杨树浦路1509号创办了杨树浦平民学校，后改称女青年会杨树浦女工夜校。初办时只有两个班级，50多人，后来逐渐扩大为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四个班。学生主要纱厂的青年女工，学校不收学费只收少量书费。为了配合女工们的工作节奏，夜校在早上7点和晚上7点各开设2小时课程。
杨树浦女工夜校旧址
党组织十分重视这块夜校阵地，选派了徐佩玲、张恒、邓洁、丁宁等党员任专职教师。夜校还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与关怀，常有女青年会方面的外国友人来访，如工部局华人教育处负责人陈鹤琴、国难教育社陶行知、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鲁迅夫人许广平、邹韬奋夫人沈粹缜都来校参加过活动。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影响、支持下，这所女工夜校成为劳工运动和培养抗日救亡女干部的摇篮。
杨树浦女工夜校的党员教师们用心教学，甚至不计报酬。譬如教师邓洁因从广州来沪不久，为了让女工学生听懂她的课，努力学习国语和上海话，课后深入工人居住区进行家访，了解女工生活现状，她还义务为沪东公社的小学生讲课。另一位教师徐佩玲，童工出生，在女青年会浦东女工夜校获得读书的机会，在党员教师徐明清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党派徐佩玲到杨树浦女工夜校任教，工人出身的她深受女工学生的信任，很快就在学生中发展了任秀棠、顾连英、刘贞等党员。
杨树浦女工夜校起初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后改用无锡民众教育课本。最后，专门聘请叶圣陶、俞庆棠等组成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写了《女工读本》6册，深受女工欢迎。初级班以扫盲为主，主要教授语文、常识、算术，高、特级班还组织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等进步读物。此外，教师们在讲课中还常插入讲故事，从而使学生知道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让女工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女工夜校在上课
夜校除上课外，还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来充实教学内容。夜校每周末组织“工友团”（后改为“友光团”），内容有演讲、辩论、讲故事、讲新闻、演剧、唱歌，编辑出版《友光通讯》等。当时不少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吕骥、孟波、麦新、刘良模、郑君里、崔嵬、安娥等都曾到夜校教女工唱歌、排戏、作报告。学生们或者学唱《新女性》《自由神》《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或者根据自己的疾苦生活编写了《工人自叹》、《活不下去》、《我们过着奴隶的生活》等歌曲，或者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两升米》《往哪里去》等戏剧。此外，还组织学生们开展“啥人养活啥人”等认识问题大讨论，参观虹桥、昆山等地农村，体察农民疾苦。这些歌曲、戏剧、讨论、参观内容贴近工人现实生活，反映她们的思想感情和生存况味，引起了女工们的强烈共鸣。通过校内外学习，女工们渐渐开阔了眼界，不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更加关心时事政治。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遍及社会各界。杨树浦女工夜校的师生也奋起投身其中，不论是在国际劳动节、九一八等各项重大纪念活动中，还是在声援绥远抗战以及抗议迫害七君子的斗争中，她们都不畏迫害、冲锋在前，尤其是在1936年11月的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中表现更为突出。这次的罢工之火首先在沪东点燃，杨树浦女工夜校的师生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到沪东各日商纱厂联络工人姐妹们参加罢工斗争，并对罢工工人的家属做细致的解说和热情的救济工作。为了扩大罢工范围，夜校师生还积极争取中学联、救国会、中资纱厂工人等方面的支援。张淑义拿出了一笔救济金，教师丁宁还去救国会章乃器、胡子婴家取来救济米票，然后由全校师生挨家挨户将救济金和米票分送到罢工工人家属手中，鼓励罢工工人坚持斗争。在此期间，女工学生刘贞、周惠芳还代表工人去国民党市政府当局交涉，提出具体罢工要求。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杨树浦女工夜校的师生有的来到街头巷尾进行宣传募捐，有的前往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等处参与慰问、救护工作。为了支持前方抗战，党组织动员女工夜校的师生参加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同时，还有部分师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新四军，投身于民族解放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