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校史沉钩
忆沪江时期的一名好老师
发布时间:2017-01-19   浏览次数:

有人说,在军队,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借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在校园,不想当好老师的教授不是好老师。然而在高校,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得上是一名好老师呢?要著作等身?还是要成为名家或一代宗师?那可都需要长达数十年的积累沉淀。其实对目前的在读学生来说,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自己的老师未来是否成为学术大家、一代宗师或名震天下的社会活动家,而是眼下能否实实在在地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诸如后者般的老师,也许名气不如宗师,但显然,他们对学生的帮助更为实在、可见,这样的老师并非个个星光闪耀,但其魅力却是长久流芳。
  沪江大学校史中有一位名叫钱振亚的老师,他1918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同年任沪江大学助教,1925年升任副教授,随后奉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9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升任教授,但不幸于1934年因病逝世。也许师生都很少听到过他的名字,甚至在复旦大学王立诚教授主编的《沪江大学校史》一书中,钱振亚这个名字也出现得很少。然而,若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的表现来看,钱振亚教授足以成为令后人敬仰的高校教师之典范。
  首先,在教学方面。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学生的培养质量与老师的教学水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关于钱振亚先生的教学情况,尽管当时没有教学名师之类的评选,校史上也没有相关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他对学生的影响来评判其教学质量。
  一般而言,高校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主要通过课程教学和毕业论文指导两个方面来达成。在课程教学方面,钱振亚先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尤其是社会个案工作的教学。1933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桢,后来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大学总务长等职。吴桢教授于1934年下半年前去北京协和医院社会部申请工作,接待他的是社会部主任浦爱德小姐和副主任于汝麒女士。“她们仔细地询问了我的专业、爱好、家庭情况和对工作的要求与希望。当她们得知我在沪江大学学个案工作,并且授课老师是钱振亚教授时,当即表示非常满意。既没有向我要介绍信,也没要毕业证书或其他证件,只是要我拟了一份个案史的提纲,她们阅后就录用了我。”吴桢教授回忆道。
  在毕业论文指导方面,钱振亚教授所指导的学生论文情况虽难以全部考证,但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两位女生吴元淑、蒋思壹,对上海的乞丐问题相当有兴趣,但苦于无处下手,倍感困惑。钱振亚先生接见了两位女生,处处启发愚蒙,事事指点迷津,极力鼓励她们去做这项研究。为了排除社会调查的困难,他还指导两位女生到乞丐收容所、妇孺教育院、社会局、公安局、工部局和报馆等处去搜集材料。担心对方不接受,保险起见,他还事先打电话联系,方便学生前往接洽。后来经过三个月的实地调查和访谈,这两位女生完成了题为《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的毕业论文,这篇近十万字的社会学调研报告,被乞丐史研究专家曲彦斌高度评价,称“这样的论文比时下大多数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都强多了”。不仅如此,曲彦斌教授还在他的《中囯乞丐史》专著中全文收录了这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其次,在科研方面,钱振亚先生也非常优秀。19303年以前,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5名教师中,仅有钱振亚一名教师为中国籍。在民国时期中囯社会学界最高的学术团体中,钱振亚先生连续当选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是当时国内负有盛望的社会学专家,也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先驱。
  第三,社会服务方面。钱振亚教授1918年在沪江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主办沪东公社,1925年后奉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学成回国后继续主办沪东公社,而沪东公社不仅是沪江学子最重要的社会实践基地,也是服务于当时沪东地区底层工人群众的社会服务机构。1933年,为解决工人夜校的教材问题,钱振亚教授等人还编辑出版了一套女工教育辅导读物,包括《经济学》、《经济史》、《工会运动概况》、《一个女工和一个女大学生的通信》、《怎样读报》等。
  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情况来看,钱振亚教授的表现都非常突出。但由于英年早逝,钱振亚教授并没有留下等身的著作,也没有留下十分显赫的功名。但我认为,他留下了作为高校教师的典范。实际上,1934年钱振亚先生因病逝世时,上海各大报纸都发表唁文,盛赞钱教授的生前业绩。在我眼里,八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钱振亚教授留下的典范,仍值得我们,尤其是青年教师学习。 (作者系我校管理学院教授)